凤凰配资许纪霖谈网红时代知识分子：不讨好年轻人，与Z世代双向奔赴

在新媒体浪潮席卷的当下，在“后浪”崛起的喧嚣之中，深耕思想史四十年凤凰配资，以知识分子研究著称的知名学者—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，正以“平台知识分子”的身份深入青年亚文化现场。近些年，他不断主动走进新媒体场域，以独特的视角解读网络“热梗”，亲近青年文化，成为连接不同代际的思想桥梁。

今天，当我们打开手机，互联网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热闹：一边有90后、00后在玩抽象、找“搭子”，另一边是88岁的“老红书”博主在和Z世代分享唱歌、打球、拉琴的日常……许纪霖对热梗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充满好奇与尊重，在自己的公众号和小红书等平台上，深入解读网友的“精神状态”；在B站，他开课讲“中国社会安身立命之道”，第一课从“儒学的历史脉络”讲起，从当下社会问题切入，发掘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。以上种种实践，都是他在试图回答一个时代命题：新媒体时代，传统知识分子如何重建公共性，实现与年青一代的“相互拯救”？

从大学教授到“平台知识分子”：公共性的重建

在许纪霖看来，拥抱新媒体是一个自然而然、一以贯之的选择。自纸媒时代至BBS，再到微博、公众号、视频号，每一次媒介迭代他都身处公共领域之中，实践着知识分子的公共表达。

今年，许纪霖的经典著作《狐狸与刺猬：中国知识分子十论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编版。这部初版于2003年，曾获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的作品，在问世二十余年后以60%内容更新的面貌重返公众视野，新增内容直面十年来新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角色重构。

二十年过去，中国的公共领域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，Z世代成为网络舆论空间的主力军，传统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。当“鸡同鸭讲”成为日常，当情绪价值取代宏大叙事，知识分子在碎片化时代如何重拾公共性？许纪霖在新版《狐狸与刺猬》中提出，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浪潮，知识分子既需如“刺猬”般坚守价值内核，亦要如“狐狸”般灵活适应传播变革。实践“降维启蒙”，放弃传统启蒙者居高临下的心态，转而以平等的“分享者”身份与年青一代对话。

在小红书上，他逛漫展并写下对二次元世界的观察，指出“把手办带回家”是年轻人对抗虚无的 “情感锚点”；讨论脱口秀爆火时，他洞悉其背后是职场人焦虑情绪亟待释放的出口；在情感关系方面，他关注到年青一代流行的 “situationship（情境性关系）”，即 “临时搭子”，并指出年轻人更注重从关系中获取情绪价值，这种 “轻资产、轻情感运行” 背后是人们缺乏安全感的现状。

许纪霖在南都专访中指出，当下年轻人已进入“后城邦时代”凤凰配资，即对宏大叙事兴趣减弱，转而关注自我价值与情绪需求。这一观察源于他长期对年轻文化的追踪：从点评电影《好东西》中的消费主义隐喻，到分析二次元漫展的亚文化符号，甚至讨论胖东来“人性化管理”与脱口秀爆火背后的社会情绪。他认为，知识分子若不能理解这种代际变迁，启蒙便成“自说自话”。

身为50后的他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，了解网络文化，会去看《奇葩说》、刷抖音、了解杨超越现象，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。“我放下身段去了解和认识他们，然后试图和他们对话，和他们分享我们这代人的故事，告诉他们曾经也有另一种活法……不是强硬地灌输给他们，而是想办法和他们的代际特征相融合。”

新媒体时代，知识分子如何在喧嚣中保持清醒，在对话中坚守思想的独立性？面对技术与资本的双重挤压，知识分子是否还能担当起社会价值的守护者？许纪霖认为，“知识分子的使命并未终结，而是转化了形式。它要求一种‘青春精神’，即始终保持开放、好奇，与时俱进。”

【访谈】

网红时代需要“狐狸型”与“刺猬型”的知识分子

南都：《中国知识分子十论》从2003年初版到2025年新版，二十多年间知识界经历了从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热到“去中心化”的转变。你的研究关注点发生了什么变化？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有哪些新的议题值得我们留意？

许纪霖：这本书于2003年出版，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社邀请了一批知名学者，每人围绕一个主题撰写十讲，我的题目是《中国知识分子十论》。2005年，这本书意外地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。那天早上，我还在睡梦中，突然接到出版社的电话，告知我这本书获奖了。我问是什么奖，对方说是文津图书奖，我此前并未听说过。出版社询问是否一起去领奖，我觉得没必要专程为此跑一趟北京，便让他们代领。后来我才得知，这是国家图书馆的首届奖项，颁奖词和颁奖人均由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担任。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后悔，我应该亲自去领这个奖。因为将首届文津奖授予知识分子这一主题，詹福瑞先生展现了极大的担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愿借此采访机会向詹先生致敬，尽管这份致敬迟到了20年。

2003年，我探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面临的三重挑战。众所周知，80年代曾出现过一股知识分子热潮，大家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核心推动力量。然而，进入90年代，知识分子遭遇了三重挑战。首先，随着激情的消退，90年代初，知识分子面临岗位选择的困境：是继续留在广场，还是回归学院？其次，自1992年起，中国经济开始转型，出现了“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”的论调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沦为边缘。第三重挑战来自后现代理论的兴起，它对知识分子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提出了质疑。所谓合法性，是指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普遍正义的角色，即“立法者”，这一角色基于一套宏大叙事，但后现代理论认为这套叙事是虚妄的，无异于挖掉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根基，使其合法性受到动摇。

今天，我无法断言这三个挑战都已消解，但一个新的挑战却悄然出现。这个新挑战主要体现在过去二十年，尤其是近十年间，网络媒体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舆论环境已然大不相同。其次，随着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，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兴起，我们似乎步入了“网红年代”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，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看待并回应知识分子在当下所面临的新挑战呢？

因此，我调整了半数的文章内容，并新增了序言，我要确保我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能够与时俱进，因为这一问题本身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。此外，我还起了一个主标题——“狐狸与刺猬”，这源自古希腊的一则寓言，后被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·伯林引申为两种学者类型：一种是建构体系的“刺猬”，另一种是对广泛领域感兴趣的“狐狸”。这两种类型代表了学者的不同气质。而我用这个书名，意在引申出进入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或许也要具备这两种气质：一种是坚守自身体系的，另一种则是像狐狸般发散型的。这便是书名背后的含义。无论如何，从新的书名到内容的调整，我都力求与时代脉搏同步，以回应时代变迁，尤其是媒体迭代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新挑战。

“后城邦时代”，年青一代转向情绪价值

南都：今天的年轻人很喜欢讲“情绪价值”，对此你提出“后城邦时代”这一概念，即我们进入一个对宏大叙事兴趣减弱，更关注自我和情绪价值的时代。你认为这种转变背后的时代因素是什么？它对我们今天的知识生产有什么影响？

许纪霖：在对年青一代的文化研究中，我得出了一条独家的观察结论——“后城邦时代”。这一描述是我借用古希腊历史来阐述的。众所周知，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时期是其全盛时期，亚里士多德曾有一句名言：“人就是城邦的动物。”所谓“城邦动物”，意指人天生要过政治生活，参与公共事务。你会发现，老一辈人对政治普遍关心，他们认为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的命运紧密相连。然而，在过去的十余年间，我们观察到显著的变化：年轻人逐渐进入了一种“后城邦心态”。这种心态类似于古希腊城邦后期的伊壁鸠鲁主义，即从关心城邦转向关心自我，确切地说是当下语境中的“情绪价值”。同时，犬儒学派的思想也显现出来，从今天的角度看，就是所谓的“躺平”。如今，各种“后城邦时代”的精神特征在中国，尤其是年青一代中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们不再关注那些宏大叙事。尽管这些宏大叙事在90年代曾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，但如今似乎被年青一代彻底抛弃。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？一是自我价值，二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话题，如女权、Me Too运动、自然生态保护、动物保护等。

南都：这种变化是否也体现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？它对思想界会产生什么影响？在高校中，你对年青一代学者有着怎样的观察和体会？

许纪霖：这种变化确实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也蔓延至学术研究领域，体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。如今，我接触到的许多大学里的“青椒”（青年教师）也呈现出这一趋势。当前大学中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三代：第一代是50、60年代出生的，如今已退休或接近退休，如我这一辈；第二代是1985年以前出生的，以70后为核心的中生代。老一代和中生代多少还对一些大叙事感兴趣。而85年以后出生的，尤其是90后一代，则完全失去了兴趣。他们进行研究时，只关注微观的细小题目，不再关心这些题目背后的宏大意义和叙事。问及原因，他们的回答颇有趣味：关心了又有什么用？研究本身成了目的，而其背后的更大意义反而成了弱项。显然，这一变化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差异。

南都：你这一观点涉及我们过去常讨论的“大师”这一概念，我们印象中的大师更贴近于传统知识分子的“通才”形象，但在当今时代，这个词似乎逐渐离我们远去。

许纪霖：今天这个时代难以孕育大师，因为大师往往诞生于学术突破与文化转型的交汇期，当一个旧有的范式无力回应时代叩问时，便需有知识分子学者挺身而出，开创全新的研究范式。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“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”，即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范式革新。陈寅恪先生不仅学识渊博，其研究更是开风气之先。由此可见，大师的出现离不开文化及学术的转型背景，他们既开创新范式，又兼具广博知识，难以单一学科界定。

另一原因则与当下学院学科体系紧密相关，无论年轻学子还是中年学者，多数仅囿于自身研究的一亩三分地。在今天的知识体系分工下，这是一个专家林立的时代，而非大师的时代。“大家”是有的，但不多。更为关键的原因是，当前并非知识转型的时代，尽管我们亟须新的知识变革，但更多人只是在既有范式内做一些解释性工作，缺乏实质性的创新突破。时代呼唤新的知识转型，离不开“大家”的引领，而“大家”们必须走出知识的茧房。因此，他们还应面对公共空间，具备公共关怀与公共气质。比如陈寅恪先生虽不发表时政言论，但在历史关键时刻，他与吴宓的私下对话中，对诸多宏大议题如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差异、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等，体现他对时政的洞察远超常人。

不是讨好年轻人，而是“互相拯救”

南都：你长期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变迁，同时也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十分活跃。开设自己的个人视频账号，是否让你对 “知识分子如何在网红时代保持思想独立性” 有了新的体认？

许纪霖：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以贯之的事情。回顾80年代中期，我并非因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才走向公共空间，而是先进入公共空间，再回过头来在学术领域站稳脚跟。当时，我连续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因此在公共空间中颇为活跃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至世纪初，我为各类报纸撰写评论。2010年以后，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，我经历了从BBS、博客到微信公众号，再到如今多样化社交媒体的多次迭代。每当新的公共空间和自媒体平台出现，我总是充满兴趣，愿意尝试，而不固守传统的文字领域。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化启蒙工作，既然面对的是知识大众，而大众的传播媒介已然发生变化，视频成为主流，那么用我的话说，就必须“降维启蒙”，即转换维度，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知识文化的传播。

在当前的短视频平台上，流量网红与知识网红（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“网红”这一称谓，觉得似乎带有某种贬义，我更倾向于将他们称为“平台知识分子”）完全是两拨人。我必须承认，自己正处于转型过程中，尚未算得上成功。实际上，在当今的学者中，也鲜少有人能在两方面都取得成功。例如罗翔，他无疑是大众公认的成功案例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谈及视频平台上的知识分子，他们都令我深感尊重和敬佩。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赢得了成功，其在知识传播乃至启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。

南都：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，流量网红替代知识分子占据了公共媒体的“C 位”。你认为传统知识分子要重建 “公共性”，需要在精神内核或行动方式上作出哪些与前辈不同的探索？

许纪霖：公共知识分子有三个显著特点：首先，他们具有公共关怀；其次，他们讨论公共问题；最后，他们面向公众发声。从历史起源来看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、卢梭等人投身于面向大众的启蒙运动，这显然具有公共性。公共性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，没有公共性，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。比如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专家和学者，严格来说，他们并不属于知识分子。因为他们主要在自己的学术圈中活动，他们的空间和场域局限于学术领域，并以学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。而知识分子则有所不同，他们可能是专家学者，也可能是媒体人、作家。

今天的互联网时代，知识分子要重建公共性需做到三点。第一，要坚守自我，在各种变化当中一定要有不变的东西，这是你的内容的核心。如果你丢失了自我，你的内容被掏空了，或是你的内容总是在变，总是在随波逐流的话，依然是不可能成功获得影响力的；第二点，要与时代和解。这里的时代特指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。我们要恰当利用其独特属性，在流量和内容把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简称“说人话”，借助新媒体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我们的观点和知识，调整说话的形式和内容，形成一种新的输出方式。我也观察到，有几个我的同龄的人在公共领域曾有过影响，但后来影响力减弱了。一个重要原因并非表达方式的问题，而是内容几十年如一日。有些常识你在80年代、90年代说过，到今天依然在重复，没有新的发现，回应新的时代挑战，难免会让人感到厌倦。

第三点，你必须具备与年轻人对话、分享和同步的能力。若缺乏这些能力，我们难以期待所谓的“第二次文艺复兴”的到来。有些知识分子怀揣着“第二次文艺复兴”的梦想，但再美好的梦想也需建立在重构与年青一代关系的基础之上。无论如何，未来属于年轻人，你可以不理解或不喜爱年轻人的某些事物，但若你的使命是重建公共性，就不能总是幻想有朝一日能重返我们的黄金时代，像古代儒家学者常怀念并称颂夏商周三代那样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，那个以文字为中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。未来或许会有新的变化，但绝对不会回到过去。

也许有人会批评我某些内容媚俗、讨好年轻人。但我并不认为这叫作讨好和迎合，我更愿意将其视为“相互拯救”。两代人之间，各自拥有独特的经验和内在的限制，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困境。如何实现相互理解、相互拯救，才是我真正思考的问题。我并非主张单纯迎合年轻人，而是认为我们应当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，传递我们这一代人所积累的人类智慧。通过这种方式表达，在我看来，是重建公共性过程中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。

互联网时代，中老年人的表达空间往往被忽略

南都：如今，还有更多新一代“网红知识分子”活跃在各个平台上，拥有很大影响力。你在网上有关注过哪些知识区up主或者博主？当下有哪些“网红知识分子”的内容是你比较欣赏的？

许纪霖：太多了，我每晚睡前我都会刷刷小红书和视频号，看到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，我还参加过B站百大UP主的颁奖大会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我还特别喜欢一个名为“闪电制片厂”的组合，三个男孩一人一句，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，言辞犀利且机智幽默，我非常欣赏。

有两个南京的“网红”，一个是赵健，他最初的领域与我很接近，这位90后年轻人从谈论民国知识分子起步，我也很惊叹于他的把控能力。另一个是南京大学的朱虹教授，她探讨都市女性话题，言辞犀利，网感十足，这在学院派中颇为罕见，非常能抓住特定受众的情绪。这种能力让我深感佩服。

首先，得学会欣赏他们。欣赏之余，也要承认，他们能做到的事未必是我能胜任的。我曾与那些年轻的B站和小红书网红同场对话，很欣赏他们对话题的敏感度，以及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，我认为他们或许代表了某种未来的趋势。

南都：今天的媒体空间俨然是一个各种人群争夺话语权的博弈场所。有哪些现象或趋势是你特别关注到的？

许纪霖：我想强调的是，时代不是只有一种潮流，不是除了面向年轻人以外，其他表达方式就失去了意义。我想提醒大家关注的是，我们往往忽略了广大的中老年群体，即使在网络时代，依然拥有他们的生存空间、表达空间和受众空间。

我今年开始尝试视频号直播，觉得自己做得很爽快，影响也颇为显著，有不少人主动要来参与我的直播间。然而，当我查看后台数据时，发现用户画像颇为有趣：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可能因为我的话题偏严肃，吸引的主要是70后及以上中老年群体。他们不仅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，希望知识迭代，还具备强大的文化消费能力。过去我们一说到互联网，往往只想到迎合年轻人，但其实，今天的中老年人同样是一股强大且具有影响力的受众和消费力量，他们既有经济实力又有闲暇时间。所以，他们在互联网分众市场中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。他们十分渴望了解年轻人，因为他们与子女、孙辈的相处难题也是他们面临的困境。我想我可以为此做更多的工作。

不做“互联网嘴替”，知识分子要真诚表达自我

南都：走出书斋面对大众平台，意味着深入一个更为复杂的舆论环境。面对网友与你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时，你是如何应对的？

许纪霖：今天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很多受众实际上已经不太愿意学习和吸收新知识，而是希望从你那里听到他们想说但苦于无法表达的话。罗翔也表达过类似观点，很多人不是抱着获得新知识的目的来打开你的视频，而是内心有些情绪，希望获得回应，你帮他说出来了，他就很爽，这也是“情绪价值”的一种。一旦他发现你讲的东西未必符合他内心的想法，立马从粉丝就成为水军来骂你了。

当然，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，但是我不会讨好粉丝，我总是希望和粉丝们分享一些我最新的获得感，并且是与众不同的，我不太喜欢重复别人或者自己说过的话。互联网有一种说法是要“稳住自己粉丝的基本盘”，但我更愿意通过新的知识，新的解读，和我的粉丝们共同成长。所以每一次直播、接受采访，我都希望自己能说出新的观点、新的见解，不重复自己。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发现自己还在成长，自己内心不老，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。

南都：这些年，你从年轻人或网友身上学到了哪些过去不曾留意的新知识？

许纪霖：我过去对动漫、二次元、科幻都不太重视，但后来我意识到，如果不了解这些，就无法真正理解年青一代。近年来，我对AI领域尤为关注，这些话题都是通过与年轻朋友的交流而获得的，正是他们改变了我。如果我总是局限于与同龄人交往，将难以实现自我成长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每个人都应努力打破自身的局限。

最近我读到一段深有感触的话：人需走出三种“茧房”，首先是信息茧房，这一点如今已被广泛讨论；其次是认知茧房，由于每个人都有既定的认知架构，一旦固化，新信息便容易被旧有架构曲解；最后是社交茧房，若总是与固定人群交往，将难以获得进步与成长。如今，年青一代热衷于探讨成长话题，那么成年人又该如何实现成长呢？在我看来，至少有一个关键秘诀就在于此，每个人都应具备走出这三重茧房的自觉，积极结交新朋友，吸纳新资讯，才能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开辟新的空间。

采写：南都记者朱蓉婷凤凰配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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